hi，我是胖胖。
今天中午呢，接了一个电话，胖胖就把昨天写的那篇文章删了，胖胖一向不自删，删了自然有原因，大家懂的都懂。
郑板桥写过一首诗： 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
不得不说，现在有些时候，逼良为娼的人最后都成了道德模范，那些本该主持公道的人，像是来人间凑数的。
对吧？不仅不伸张正义，还懒得伸个手指，摆出一副“与我何干”的样子。
昨天呢，广东广播电视台的《民声热线》播出了一段视频：
黄先生呢，手机被人“顺手牵羊”了。
他跑去报警，结果呢，一句“人脸识别查不到”，就把人打发了。
黄先生主动提出：能不能你们陪我去物业调监控？对方说现在没人。那你说报警还有啥意义？
你说我们每一个人花钱养这么一帮人，是为了让他们在关键时刻告诉我们“无能为力”？
合着你得自己找证据，自己破案，自己协调，最后找不到还得自己认倒霉。
在民生热线工作人员询问下，连个回执都不给。
黄先生说，他在那站了半天，没人理他，自己走的时候感觉非常尴尬。
这不是这些单位该有的态度，有点像是“有事请自便”的窗口单位。
然后，这位民生热线工作人员亲自打电话给天河南派出所，想了解情况。
结果接电话的人一听是媒体，马上说“不接受采访”，让联系前台，各式各样踢皮球。
主持人还想问点具体的，对方直接挂电话。
这个事最后怎么解决的呢？该节目介入5小时后，手机找回来了。就这么快的效率，如果一开始你们肯配合，黄先生至于去投诉吗？
一个原本需要花点力气就能处理的小事，拖拖拉拉，敷衍应付，一旦媒体介入，五小时内手机就找回来了。
这说明啥？说明不是做不到，是不想做。
你以为他们没能力？错，他们只是懒。他们只是不愿意动，他们只是太习惯于不干活还能领工资。
但这种不作为，最可怕的是它制造了一种普遍的无力感。
你想想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，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类似的事。财产受损、权益被侵犯，我们下意识地去找那些“应该管事的人”，结果得到的永远是：推诿、拖延、冷漠、沉默。
鲁迅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
“有些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。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，须在这里开一个窗，大家一定不允许。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，他们就来调和，愿意开窗了。”
我们只有把问题吵到无法遮掩、吵到全网关注，吵到媒体介入，才“配合”起来。
如果没有媒体介入，这手机是不是就永远“找不到”了？
黄先生不是要拆屋顶，黄先生只是想开个窗而已。
你说说，我们究竟是活在一个需要媒体才能维权的环境，还是活在一个根本没有“常态正义”的环境？
胖胖想说的不是个例，而是结构性的一些问题。
黄先生的遭遇不是特例，是常态。而这种常态的背后，是一个已经半瘫痪的服务系统。
这种半瘫痪不是因为缺钱，不是因为缺人，而是因为缺乏规则制约、缺乏问责、缺乏职业道德。
一个最基本的服务单位，如果连一宗小小的手机失窃都不愿意去处理，那它还能处理什么？它还能保障谁？
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：遇事该找谁？
可长大后发现，谁可以帮你？谁一定会帮你？
甚至有时候你还得配合他们演一出“受害者自理”的戏。
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
我们需要的是办事效率，是最起码的态度，是哪怕你办不了，至少也要帮走一遍流程，别一副“你别烦我”的样子。
一个社会的正义，也不单单是靠口号撑起来的，是靠机制，是靠规则制约，是靠执行。
你不能一边告诉我们“法治社会”，一边让我们自找证据解决问题。
说到底，我们不是不讲道理，我们只是想活在一个讲点道理的世界里。
说得更直白点，一个社会最让人绝望的，不是犯罪，而是没人管犯罪。
而且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种不作为没成本？错了，它的成本很高，只是被分摊到了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头上。
在这样的系统下，普通人越来越不信任这些工作人员，不信任他们会出来伸张正义，不信任“正义”，最后走向“冷漠自保”。
而当所有人都选择冷漠、都不再报警、都不再相信，那社会本身就失去了维系的基础。
所以，胖胖一直觉得，这里面的最大敌人，不是坏人，而是懒人；不是不法分子，而是不作为的相关人员。
一个小小的案件，暴露了一个沉默的机器：它运行，但不回应；它存在，但不服务；它耗费资源，却不输出正义。
面对这样的现状，不仅仅是被曝光那么简单，还要追问：
到底谁在为这种不作为负责？系统是否有内部考核？有没有监督？有没有问责流程？有没有“服务满意度调查”？
虽然胖胖也理解一些相关人员“工作太辛苦”，大家都辛苦。
但辛苦不是推卸责任的理由。你既然拿了这份工作，穿了这身衣服，就该对得起这份信任。
如果你们不作为，我们该找谁？如果你们推诿，我们该去哪寻找正义？
如果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，那整个系统就有大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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